制度创新理论与实践

考特和尤伦：关于财产制度起源的思想实验。

考特和尤伦的“思想实验”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

只有人、土地、农耕技术和武力，但没有法院和政府的简化世界；

人们以土地为生，对土地拥有道德上的所有权，由于没有政府的存在，所以这些权利只能靠那些愿意并能够维护其财产的个人、家庭或家庭联盟来自我履行；

假定为保护财产的排他行为是值得的；

人们是理性的。排他权是靠武力而不是靠法律制度解决。由此，他们对土地保护的边际成本正好等于保护带来的边际收益。

上述假设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既是勇士又是农民是很合理的。虽然对于个人而言这是理性的，但对社会而言这是有效率的吗？

假如我们的社会可进行重组以使同样多的投入可用来生产更多的总产出，那么从社会角度来说我们假想的世界就是无效率的。

但是，在保护土地所有权方面，我们能找到比武力更节省费用的某个机制吗？这个机制将使原来用于保护土地的某些或全部武力资源停止再使用下去或更集中于耕种庄稼。

建立在法律上强有力的产权系统。

假设操作这个产权系统的费用小于私人防御的全部个人费用的总和。显然，由社会拥有一个大规模的武力系统而不是由许多小规模的私人武装来防御对土地的侵占将会实现规模经济。

于是可以想象各方会就组建一个用于承认和履行其产权的政府进行谈判，他们的动机来自于认识到政府在暴力以及建立产权保护体系方面是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

经过上述的假设与说明后，现在就可以开始关于产权制度起源的“思想实验”了。

首先要解释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人们如何靠武力来声明对土地的权利；

其次要描述创造一个承认和保护产权的政府所具有的优势。存在这样一个政府的市民社会相当于博弈中的各方能够达成一致同意的“合作解”。这个合作解可定义成在自然状态下保护土地所花费的总费用与在市民社会操作一个产权系统的总成本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即为社会剩余。

第三要描述一下关系合作剩余的分配协议。分配制度的好坏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剩余”。

要回答上述问题，先假设“假想的世界”只有A和B两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种植谷物、偷对方谷物或防御谷物被盗，但每个人种植谷物、行窃和反行窃的技术水平有差异（见表1），A和B在自然状态下的得失。

表1 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下A和B共生产200个单位谷物，但偷窃重新分配了谷物。显然，A的偷窃技术高于B，因此B被偷的损失大于A。

可以想象，假设这不是一次博弈，而是多次博弈，那么这个“自然状态”所内含的机制，将使激励双方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偷窃与反偷窃（分配性努力而不是生产性努力），每一个农民收成都会减少，实际消费也会随之下降。

假如双方经过反复的学习，A和B决定摆脱自然状态，从而决定达成一个合作协议，互相承认各自的产权并采用一个制止偷窃的履行机制。这样，原来用于偷窃和防窃的资源大部分将配置于谷物生产。

于是谷物总产量从200个单位增产到300个单位，这意味着产生了100个单位的社会剩余或合作剩余。在市民社会里，政府所实施的分配机制是使每一方得到平等的剩余份额，由此，一个新的结果得以形成。

市民社会

欧洲人是如何移民到澳洲的—坐船——大部分是罪犯。在18至19世纪英国派人用轮船运送罪犯—起初的办法是政府对私人船长按运送的人头付费，费用足以保证每个罪犯的食物和医疗保障—但贪心的船长提供的条件简陋，并囤积食物（到澳洲后将集余的食物卖掉）—平均死亡率30%。

如何减低死亡率？

方案1：提高补贴标准（相当于高薪养廉）—对实际费用上的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

方案2：提高船长的机会成本（按死亡率的高低给予处罚）—处罚标准—谈判成本。

方案3：派员随行监督—会不会“合谋”—监督成本—谁监督监督者？

聪明的办法：不按在英国上船时的人头付费，而是按到达澳洲后下船的人头付费。

为什么是聪明的办法？

出租车司机（两人合作开一部车）是如何解决汽油使用问题的？

蛋糕如何分公平？

问题：如果跑步比赛，不是比谁跑的快，而是比谁跑的慢……结果会怎样？

《婚姻法》的一次修订：对“第三者插足”治罪。

制度设计的目的：稳定家庭—制度收益。

制度成本分析

直接成本：“第三者插足”的认定/监督

间接成本：个人生活的紧张（避免嫌疑）

引发机会主义行为：提前离婚（提高离婚率）/推迟结婚或采取独身行为（降低结婚率）

目标冲突：侵犯个人隐私

结论：制度设计对目标的背离。

“拍卖”是一个有效生成价格的机制（或制度安排）。

故事：经济学家设计了一个“拍卖100美元”的拍卖会。

游戏规则是：出价最高者得到钞票；出价第2高者不能得到任何东西、但却必须支付他的报价。

条件：参拍者众多、信息不对称、无法合谋......

游戏开始......想象一下有什么结果？

这是一个好制度？坏制度？

制度设计的目标是什么？根据目标评价制度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