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0余年的风风雨雨，曾国藩的性格有了很大改变，尤其是经过家居反省，他出山后以圆通处世，但对待下属，他仍认为严比宽效果好，如果上下过份亲密，一遇大事，下属以上官为倚恃，而抛弃公家应尽之义，这就会妨碍成大事。
咸丰十年(1860)八月，曾国藩的心腹幕僚李元度即将挂印出征，行前，曾国藩谆谆教诲，说 “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不得与此类人接近”。又说：“对待属员不可太谦，恐启宠而纳侮也。”虽然彻夜与李元度谈了几次，但曾国藩仍不放心。十四日，李元度赴徽州，曾国藩与之约法五章：
第一是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曾国藩一直认为，文人心多委曲，不像武将直来直去，同时，文士多读书之辈，自以为胸中有点墨，遂认为天下事很容易，因此常放言高论，但多不切实际。曾国藩认为李元度本身也有文人的毛病，如果他重用这类文人，极易坏事，故第一戒就是不要用好大言的文人。
第二是戒过谦，启宠纳侮也。李元度这个人平时对自己约束比较严格，对别人的过失也能宽恕，这本是从曾国藩身上学到的一种“美德”。但曾国藩反过来认为，这不是好事，因为行军打仗不同于平时与人相处，打仗必有胜负，如果不能让下属有畏惧感，就会关键时刻号令不通，因此必败无疑。
第三是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李元度跟随曾国藩多年，从没有单独当一面，久屈下位者，一旦权令在手，往往忘乎所以。曾国藩知道李元度平时交往较多，也意气用事，他认为这也足以妨碍成功。因此嘱其不宜过多保举，不要滥花钱。
第四是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
第五是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李元度长期跟随曾国藩左右，是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属下。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后，在籍守制。闲居家乡，感怀故旧，便写信给李元度说：
鄙人皆有三不忘焉。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又在《复李次青太夫人书》中指天誓日，不忘李元度长期相随，历尽艰险，维护曾国藩与湘军的恩德与苦心。信的结尾说：“闻次青有两儿，不知有女几人，或平辈，或晚辈，有相当者可缔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在家信中曾国藩还说：
次青是个很难得的人才，带兵打仗虽然不是长处，但百折不挠。他在我这里，更是肝胆相照，使我非常感动。我在外面这几年，非常惭愧，没能很好的报答他。去年腊月我派韩升到李家探望，送了些礼物。又与次青定下婚姻之约，以表示永远友好。眼下两家儿女没有年龄适合的。将来他或者能有男孩，弟的次女、三女可与他订婚，我在信中已经答应。你在吉安，希望常常与他通信。派专人往返，十多天就可回来。只要次青能生还与我相见，那同甘共患难的这些人中，就不至于留下莫大的愧疚和遗憾了。他的长处是精力坚强，聪明过人；缺点是举止轻佻，言语伤人，恐怕咏公也不可能十分看重他。
李元度以道员奔赴浙江后，曾国藩千叮咛，万嘱咐，唯恐这位老部属出了差错。可李元度命运不济，在徽州一战中大败而归。曾国藩对其不遵约束，致败军谋，深表气愤，遂重劾不饶。后在众人救护下，李元度才免于发配边远充军之苦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