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一班正人”
做大事要明剖是非，不可暗斗
待英雄要屈身
 
【自检】
青梅煮酒，实为两虎相斗。倾身结纳，志在英雄援手。曾国藩以他的亲身实践告诉人们，待英雄要屈身，处小人要谨慎。人以类聚，事以助成。而强强联手，则更是大事易成。

 
名位相当的人如果涉及利害关系，总不免暗使诡计，心生忮心。这也是同僚最难相处的地方。本来，宋代以前的官僚体系权责明确，上下统属关系明析，不会出现“谁也管不了谁”的弊端。自宋代以后，为使官员之间互相牵制，在体制上有意权责不清，统属不明。到了清代，这种弊端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同是一个省，在名义上，布政使、按察使是最高的行政、监察司法长官、巡抚是以中央监察官的身分负责协调。在二个省又设置总督，尤其是重要的大都会，总督、巡抚同驻一城，极易产生矛盾和磨擦。加之武官系统又有驻防将军等，往往一个省内驻有三四位权位相当又不相统属的官员。这种体制一遇战事，或者互相推卸责任，或者暗使诡计，陷对方于死地。曾国藩指出的绿营兵的种种恶习，在官场上也同样如此。
曾国藩积于对方官弊端的痛恨，主张“引用一班正人”，以转移风气。他有一段名言，说朝廷上下，几十年来养成不痛不痒、无是无非的混沌风气，让英雄和有作为的人寒心，记那些按步升迁，混日子的人飞扬跋扈。那些富贵已极、整日无所事事的人因为健康如初，久居高位，而那些有所作为的人却沉积下僚，在岁月的磨折中很少能脱颖而出，这是最为浩叹的事呀。为此，他从入仕之初，即上书皇帝，提出转移天下风气在于用人。他率兵出山后，更加意于此。对胡林翼、左宗棠的扶植就是如此。
曾国藩在临终前一年，曾和心腹幕僚赵烈文讨论成功之道，两人共同的认识是湘军将帅的团结，并推胡林翼为第一人。胡林翼最初官位比曾国藩要低得多，但他是湘系将帅中第一个掌握实权的人，曾国藩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向朝廷摊牌也得不到的巡抚之位，胡林翼却很快就得到了。而且，凭他和官文的关系，凭他手下掌握的将帅、财饷等资源，如果不支持曾国藩，曾国藩决不会有后来的成功。所以曾国藩推胡林翼为第一是发自内心的。
尤为可贵的是，胡林翼早取得巡抚之权，但却甘居曾国藩之后，事事推曾国藩为第一，不但多次上奏为曾国藩请命，而且还一再对曾国藩的谨慎风格提出忠告和批评，让他不任封疆不出山。胡林翼还直接通过官文为曾国藩谋四川总督一职。这些都使曾国藩铭刻在心。
胡林翼，字润之，道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十八年散馆，授职编修，廿六年捐升知府，分发贵州，历任镇远黎平等府知府。其父官至詹事府詹事，其岳父陶澍为两江总督。他青年时期，一度过着颇为放荡的贵公子生活。但自其岳父、父亲相继去世，仕途又遭挫折之后，早年所受程朱理学教育，陶澍名臣榜样，在他身上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一心要为名臣，留名后世。以至史书上将他称为“从豪杰到圣贤的人”。
胡的转变很耐人寻味。相传他与陶澍之女订婚之初，陶夫人竭力反对，但陶澍不听她的话。到结婚之夕，四处找新郎不见，后来探知他在妓馆买醉，连忙派人把他找回，新郎已大醉如泥，草草扶入洞房。亲友宾客无不啧啧称异，怎么新郎这时候还去同妓女胡混呢。陶夫人更是埋怨丈夫不该取他做女婿。陶澍百般劝解，并说：“胡家少爷将来是国家栋梁，前途未可限量，他的功名事业皆在老夫之上，夫人切不可小看他。他将来担当大事，一定不会胡涂的。”
胡林翼少年时好冶游，与曾胡同事的文人常有记载。说胡林翼在翰林院供职时，常与同乡周寿昌冶游，被巡城御史所辱，其事甚为有趣：
善化周荇农以文章名世，相传胡林翼入翰林后，在京常与荇农冶游，一夕方就娼家，坊卒掩至，荇农机警，亟入厨下，易服而立，得免，林翼及他人并被捉去，司坊质讯，不敢吐姓名，坐是颇受辱，释归，即与荇农绝交，谓其临难相弃。后此治军，且不喜用善化籍，曾国藩为荇农屡解释于林翼，卒不得大用。
还有的野史说，胡林翼结婚以后，他的岳父陶澍在南京做两江总督，胡林翼陪送岳母前往南京督署，顺便就在岳家作客。目睹南京城中的六朝金粉，纸醉金迷，顿时使他的游兴大发，也忘记了他在南京是总督大人的娇客身份，竟然在秦淮河钓鱼巷等处的歌榭灯船中流连忘返起来。督署中的幕友，有人将此情形告知陶澍，意欲请陶澍加以督教制止。然而陶澍却说： “润之之才，他日为国勤劳，将十倍于我。后此当无暇行乐。此时姑从之，以预偿其日后之劳也。”竟不加干涉。这些传说彼此并不抵触，当可使人相信，胡林翼从读书时代以至作官入仕，始终都是放荡不羁而性好冶游的。而从他捐赀出任知府之后，就有了显著的转变。
盛行于清代末年的捐官办法，造成了制度败坏与吏治贪下，最为清代政治上的大弊。然而，亦正因为有此一种办法的存在，总可以使胡林翼由一个待补缺的七品内阁中书，一下子超擢为四品的知府。如其不然，胡林翼在仕途的淹蹇沉滞，真不知要到那一年才有出头之日呢！
胡林翼在陕西赈灾案内援例捐纳知府，照例可以自行指定前往候补的省分。当时胡林翼所自行指定的，是贵州省。贵州素称地瘠民贫，服官者视为畏途，而胡林翼居然自请指分贵州，在当时人看来，自不免大感意外。
胡林翼年谱中亦说到，胡林翼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将往贵州候补之先，“偏谒先祖，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眙前人羞。”可见胡林翼之所以要指名贵州，正是希望要藉贵州之贫瘠困穷及政多击错，来磨练他自己的志节。由于他的这种抱负，到贵州不久之后，他的声誉就蒸蒸日上了。
胡林翼在贵州7年，由于治绩卓著而致政声大起，既得上司之倚重，又承皇帝之垂注，理应一本初衷，继续留在贵州服务才是。但是他在奉调为贵东道之后，却向本省当局一再禀辞，请求体念老母年高及自己因心劳力绌而百病丛生，恳允放归故里。
恰在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在湖北湖南等地兴起，清军所向溃败，湖广总督吴文镕指名奏调胡林翼前往湖北，已奉皇帝允准。于是，胡林翼亦就在咸丰三年的十二月，率领他自己所训练的黔勇六百人，奉母汤太夫人自贵州回湖南，参加了征讨太平天国革命的行列。自此以后，他的事业迈向了另一个新的开始。
曾、胡两人的早年遭际、出身、作为可以说都有很大不同。就资历、家世而言，胡林翼均优于曾国藩，他出身名门，中进士比曾国藩还早。曾国藩庶吉士散馆时，胡以翰林院编修充会试同考官，又充江南乡试到考官，已是一名红翰林。但胡林翼也因这次试差受牵连被降级调用，丧失了美好的前程。第二年，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病逝，当时曾国藩管理长沙舍馆事，作诔词相悼。灵柩返乡时，曾国藩又亲往送行。在家守制的胡林翼颇为消沉。他的一些江南门生，集合了几个颇为富有的同年说：我们受两位座师之恩，今日才能来京会试，现在两老师出了事，文老师不用说了，他是大臣，又是旗籍，向来为皇上所重用，他很快就会爬起来，说不定三两年后就能光复旧物。只是林(胡林翼)老师家非丰裕，一旦降职，要循资渐进，时间颇长，我们受恩深重，不如凑一笔钱来替林老师捐个官职，向外发展。林老师为人能干，在京既然不能得意，出外做州县官，也有发达机会的。于是为他捐一个知府。这便是胡林翼由京官改外官的缘起。而此时的曾国藩，步步高升，已成为礼部侍郎，国家大员，而胡还是一个知府。
曾国藩由于出身寒素，似乎看不惯官宦人家的所为。与胡家虽有往来，但心中另有一番认识。当胡达源去世，灵柩南下时，随带财物数车，曾国藩心中对胡家的“清白”有所怀疑。但胡家在湖南属于巨宦，又之胡林翼的才华，因此曾、胡在京师交往仍是很多的。
12年后，曾国藩的母亲去世，胡林翼以厚赙相赠。曾国藩将胡视为前辈。他初出办团练，与张亮基、江忠源、左宗棠慨谈时势，“无日不屡称台端鸿才伟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会合，以并抒桑梓兵后之余虑。”“闻台端翦除强暴，不遗余力，鄙怀欲取为伐柯之则，倘肯授我方略，时示成法，实为厚幸”。这是曾国藩回籍后第一次与胡通信。
吴文镕奏调胡林翼后，胡带黔勇师行通城时，吴已战殁，胡阻梗于途。咸丰四年正月，当时胡尚在途中，曾国藩即望其相助：
方今世变孔棘，而宦场泄沓之风，曾无少为振作。有识者以是深惧，皆怀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故侍之不克罗致英彦，固由素行浅薄，不足以引针拾芥，亦实因有道之往往潜藏，不肯轻予人以一知也。
二月，曾国藩奏请清廷，留胡林翼在岳州附近会攻太平军水师。胡林翼遂隶曾国藩部下。胡以功旋援四川按察使，仍留湖北。曾国藩此后大举“东征”，又向清廷奏请留胡，称胡“胆识绝人，威望素著”，“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请随同东征。咸丰帝允准。胡也成为湘军中仅亚于曾国藩的二号人物。
 
【自检】
胡林翼从“豪杰到圣贤”的转变，对你有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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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港之败，曾国藩投水自杀的第二天清晨，好友左宗棠从长沙缒城而出，前往铜官渚舟中探望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气息仅属”，所着单衣沾满泥沙，痕迹犹在。左宗棠一向气傲，见此情景，不免感伤颇多。他劝慰曾国藩，“事尚有为”，此时“速死非义”。曾国藩“嗔目不语”，只令人将战败的详单找来，交给左宗棠查点。左宗棠知道，曾国藩已经心回意转。恰在此时，曾麟书写给儿子的劝戒信也正好到了大营，曾国藩展信相阅，泪流纸上，只见上面有这样几行字：“儿此出以杀贼报国为志，非直为家乡桑梓。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我不为你哭!”曾国藩咬牙立志，这是第一次。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省湘阴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自幼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早年精心经世之学。是闻名乡里的才子。
左宗棠出色的才能立即受到湖南籍名臣贺长龄兄弟及陶澍的赏识。左宗棠不耻下问，向贺氏请教各种学问，贺氏对比自己小了许多的左宗棠十分器重，“以国士待之”。贺长龄去世前，适逢左宗棠长子孝威出生，遂将自己最小的女儿相许。忘年师生又成为儿女亲家。
道光十七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乡(湖南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陶澍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他的到来，醴陵县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欢迎，为其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并请当时的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书写楹联，以表欢迎。左宗棠崇尚经世致用之学，对陶澍也早有仰慕之情，于是挥笔写下一幅对联：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幅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一年多前，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宫连续14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写匾额。这件事，朝野相传，极为羡慕，陶澍也自认是“旷代之荣”。因此当他看到这幅楹联后，极为赏识，询知是左宗棠所作，便立即约请相见，“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为此，陶澍还特意推迟归期一天，于次日与左宗棠周游醴陵，极为融洽，成为忘年之交。
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赴京会试，结果又不中。南归途中，他绕道专程去南京谒见陶澍。陶澍并不以左宗棠的连连落第为意。他格外热诚，留其在总督衙署中住了十多天， “日使幕友、亲故与相谈论”。一天，陶澍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时仅五岁)陶桄，与左宗棠五岁的长女孝瑜定婚。当时，陶澍已60岁，左宗棠仅27岁。左宗棠为避“攀高门”之嫌，以亲家地位、门第、名位不合而婉言谢绝。陶澍却不以为然，说：“左君不必介意，以君之才，将来名位一定高于吾人之上”，仍然坚持原议。陶澍去世后，陶、左两家终于结为亲家。
左宗棠第一次赴京会试时，曾去拜访过在詹事府任詹事的胡达源，并结识了后来也成为“中兴”名臣的人物——胡达源之子胡林翼。
左家和胡家原是世交。胡达源，湖南益阳人，早年曾与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同读书于长沙岳麓书院，交往密切，感情弥笃。而胡林翼与左宗棠先是同年，后来又成了亲戚。胡林翼8岁时就被陶澍看中，招为女婿。
左宗棠与胡林翼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从此成为莫逆之交。两人在一起谈古论今，朝政腐败、官吏无能、民生困苦和西方各国的侵逼，无所不及，都预感到天下将要大乱。为此，二人 “辄相与欷虚欠太息，引为深忧。”以致时人均为之诧异，不知他们为何忧叹。
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陶澍在南京逝世，家眷迁回安化。次年，左宗棠受老师贺熙龄之托，就馆陶家，教其子陶桄读书，达8年之久。
在这期间，胡林翼因父忧归里，几次来安化岳父家。胡林翼虽然中举比左宗棠迟了2年，却已于道光十六年(1836)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还任过江南副考官。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得与胡林翼再次相会，两人风雨连床，纵谈古今大政，以至通宵达旦。
道光二十九年(1849)，左宗棠离开安化，来到长沙开馆授徒。女婿陶桄仍跟他学习。此外还有长沙名流黄冕的三个儿子和益阳名宦周振之之子周开锡与之受教。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进围长沙。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奉命调京，由张亮基继任，张鉴于湖南局势严峻，责任非同小可，便广搜人才以备顾问，并协助处理军政事务。胡林翼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将乡中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列名推荐，在推荐信中对左宗棠特别称赞：“左子季高则深知其才品超冠等伦，曾3次荐呈。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赏鉴。即使所谋有成，必不受赏，更无论世俗之利欲矣。”张亮基一到常德，就赶紧派人到湘阴东山白水洞，请左出山。左复信辞谢，没有答允。胡林翼写信劝他出山，这才使左宗棠决定应聘出山一试。
左宗棠这时已经41岁，他在围城中晋见了张亮基巡抚，两人握手言欢，一见如故。张随即将全部军事委托给这位新来的“参谋长”。从此，他的各种建议不仅都能被张采纳，并立刻付诸实施，其知识和才能也得以施展，有了用武之地，一生功名也便由此开始。
由于其时左宗棠已是张亮基的得力幕僚，并且在抵御太平军、镇压征义堂起义中显露出超群的才能，因而曾国藩很快就与之结识，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是曾、左结识之始，也是二人亲密关系的开端。同时，曾国藩的权力、左宗棠的才能，更加深了他们彼此间合作的需要。二人互相依靠和支持，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点，在他们当时各自的私人书札中曾多有记述。如左宗棠是年与其婿陶桄的信中写道：“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次年初，曾国藩在致胡林翼书中亦写道：“(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亦无日不屡称台端鸿才伟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会合，以并纾桑梓兵后之余虑。”此段时间，曾左互往信函颇多，在对时局的判断上达到许多共识。由于左宗棠在巡抚幕中，因此曾国藩不断将自己所办之事请左宗棠拿主意。曾国藩认为人才对地方建设十分重要，因此，也经常向左推奖一些人。如咸丰三年六月信中说：
武弁实乏者，曾在北省物色几人否?文员如宜章之王，耒阳之唐，实难多得，而衡、永、郴、桂四属，非得贤有司，落落分布，则土匪之兴，殆无了日。宝庆五属，邵葆皆贤，赵尤卓卓，亦赖古愚后之可登荐牍者也。靖州防堵保举案中，储玫躬现在长沙火药局，实朴士；其次丁姓者，闻尤一时之英，极结实而能肩大事。督署批靖州禀言当予以保叙，岂亦有所闻乎?尊处亦可谓兼视并听，无微不烛者矣。
咸丰三年十月，是曾国藩一生中几次艰难受挫之时的一段时光，他非常希望左宗棠能加入他的阵营助一臂之力。他在信中，把左引为“骨肉至交”，劝其来助：
惟弟智虑短浅，独立难倚，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焉，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先生若果惠然不弃，则请携老筠(郭嵩焘)俱来田镇一走。姓字已编入逃勇籍中，此中阅历，应较深确，弟另有书致之。所怀千端，纸不能悉。冀或者枉驾，痛切面陈，乃能倾泻耳。
此次左宗棠虽未入幕，但对曾国藩取得湘潭之胜利起到重要的谋划作用。因而曾国藩在写给清廷的奏折中多次举荐左宗棠“才略冠时”，“自湖南用兵以来，出虚发谋，皆其赞画，现又经营船炮，接济大军，应请以知府归部尽先选用”。咸丰五年又上奏称赞左宗棠“维护水师，保卫两湖，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