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理论与实践-制度创新理论与实践（三）
制度创新理论与实践
五、制度变革创新为何发生
（一）两个故事
1、分粥故事
有七个人组成的小团体，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同时又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想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要在没有计量工具且没有刻度的容器的情况下分食一锅粥。大家发挥聪明才智，试验了多种办法，多次博弈后形成如下诸规则。
规则一：指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成为专业的分粥人士。很快大家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换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这碗稀粥里体现得一览无余。
规则二：指定一个分粥人士和一个监督人士，起初比较公平，到后来分粥人士和监督人士从权力制约走向“权利合作”，于是分粥人士和监督人士分的粥最多，这种制度失败。
规则三：谁也信不过，干脆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这样等于承认了每人有为自己多分粥的权力，同时又给了每个人这样的机会。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每人每周只有一天吃得饱且有剩余，其他六天都饥饿难挨，大家认为这一制度造成资源浪费。
规则四：大家民主推选一个信得过的人分粥。这位品德尚属上乘的人开始还能公平分粥，但不久以后他就有意识地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大家一致认为不能放任其腐化下去，还得寻找新的制度。
规则五：民主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形成民主监督和制约机制。公平基本上做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经常提出各种议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分粥完毕时，粥早就凉了。此制度效率太低。
规则六：对于分粥，每人都有一票否决权。这样有了公平，但最后恐怕谁也不会喝上粥。
规则七：每个人轮流值日分粥，但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一个领粥。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一制度下，七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就像用科学仪器量过一样。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意识到，如果七只碗里的粥不相同，他确定无疑将享用那份最少的。
反映了技术、人、规则的关系。规则至关重要，它比技术更重要；规则是人选择的，它是不断博弈和交易的结果。
2、公交发车制度
苏北农村有一个乡，到县城的交通车，都是农民经营的中巴车。一般一辆车有一个驾驶员、一个售票员。共有8辆车。
为了争夺客人，车主们经常大打出手。
车主们为了多拉客人，经常不能准时发车，乘客们怨声载道。
车主、客人均不满意。
第一次变革
相互对抗导致的损失，使得车主们达成协议：每隔半小时发一班车，谁先谁后，一周7天，达成一致意见。每班车的发车时间精确到分钟—形成时间上的制度安排。
但时间一长，问题又出来了：前一辆车没拉到什么客人的时候，就会拖拉（要么说对方手表走时不准，要么说车有问题要修理），与后一辆车主发生冲突。
问题又产生了—如何解决监督和执行问题。
第二次变革
为了保证准时发车：换司机，售票员不变。
后一班次的司机开前一班次的车。
会提前发车？售票员不干！
会延迟发车？司机不干，因为老板的车在后面，司机的工资取决于老板的营业收入。
进一步的分析
两个问题
第一：司机会不会故意将车弄坏？因为车出毛病可以使生意落在自家老板的车上。但是他们有规定：前一班车要修理，后一班车的老板要承担20%的修理费。
第二：售票员会不会向司机行贿让他“磨蹭点”，以便多拉客人？但是大多数司机是车主自家人，行贿机制难以运行。
这是不是一个巧妙的制度安排？
无需监督的制度、自动执行的制度：实现成本的内部化。
（二）从故事中理解：制度变革创新为何发生
变革创新的动力：来自于现存制度所未能实现的潜在收益，因此制度从一种安排形式向另一种安排形式的演进，一般来说可以使参与者获得追加或额外利益。
变革创新的源泉：相对价格变化。因为相对价格变化——改变激励结构——讨价还价能力变化——重新缔约努力。
变革创新的过程：是各个利益集团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谈判的过程。博弈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博弈的均衡即是新的制度的均衡。
（三）制度变革创新的方式
制度变革创新方式：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方向、突破口、速度、时间路径等的总和。
1、诱致性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自发？被迫（强制）
诱致性制度变迁：制度创新是由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得机会时，所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变迁。特点为：①盈利性；②自发性。
强制性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
为什么需要国家（或政府）推进强制性变迁？
第一，制度供给是国家基本功能之一。统治者需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
第二，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因为国家生产公共物品比私人生产公共物品更有效。
2、渐进式与突进式制度变迁：变迁速度
渐进式变迁：变迁过程相对平衡、新旧制度之间的轨迹平滑，不引起大的振荡的变迁方式。这种方式决定了从启动变迁到完成变迁需要较长时间。
突进式变迁（激进式或革命式变迁、“休克疗法”）：一般指迅速地废除或破坏旧制度，制订和实施新制度。
判断：渐进式变迁就是诱致性变迁，突进式变迁就是强制性变迁。
渐进与突进的方式划分以变迁速度为依据的，诱致与强制则主要是针对变迁主体而言。事实上，政府进行强制性变迁时也可采用渐进过程。同样，诱致性的自下而上的变迁有时也以突进方式出现，最典型的莫过于农民起义（如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3、主动式与被动式制度变迁：主体态度
主动式变迁：一些主体从利益出发对现存制度进行的主动变迁或创新。制度是多个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的结果。当一个（些）利益集团发现制度不均衡而存在获利机会时，它们会发动制度变迁。
另一些集团由于不存在潜在收益，因而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但当某些主体已经发动并实施制度变迁时，制度结构进而利益结构就会发生变化，那些原来缺乏 变迁动力的主体因受到变革的影响与冲击，若不适应这种变迁就会蒙受损失，这时他们不得不被别的主体牵动着进行制度变迁。这种变迁就是被动式变迁。例如，当 一个国家的劳动法、工资法等发生变化后，企业则不得不改变其用工制度。
4、局部与整体制度变迁：变迁范围
局部变迁：指某个方面或某个层次的制度独立于其他制度而变革，一个国家的某些地区的制度独立于其他地区而变迁也是局部变迁。
整体变迁：就是指特定社会范围内各种制度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变迁。
严格讲来，整体性的制度变迁是不可能的，即使正式制度可以进行整体性变迁，但非正式制度则是难以进行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正式制度可以进行局部性变迁，也可进行整体性变迁，但非正式制度则只能进行局部性变迁。
5、核心制度与边缘制度变迁：诱发机理
（1）制度目标与制度信念
新制度经济学一个基本逻辑：绩效——行为——制度
进一步的问题是：制度由何决定？
制度由观念、信念决定
主流思想——社会精英（核心是政治精英）
制度目标（制度信念通过制度目标表达）：
政界精英的政治目标：政治信念是否得到表达——政治效率
社会大众的经济目标：个人功利是否得到表达——经济效率
两类一致，制度是稳定的
不一致，制度不稳定
（2）制度维护与制度匹配
目标冲突：缺乏政治效率，或经济效率。
①改善制度响应 意识形态教育、政治动员、信念诱导与偏好改变。 现实的观察：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度的低经济效率与强化的意识形态教育。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可持续的问题？毕竟一套经济上低效率的制度是不可能长期生存的。
②改善制度目标的兼容性 改善什么取决于核心目标是什么？底线是保障核心目标。一套具有兼容性制度目标的制度匹配至少包括两类制度：“核心”制度与“边缘”制度。 改善原有制度的经济效率，或者生成新的制度收入流。
③无法实现兼容：走向制度非均衡，新制度替代旧制度。
现实观察
中东君主国家
石油资源利用的市场逻辑—维护君主制体制。
中国改革
抓大放小：大——社会主义；小——资本主义。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所有，家庭承包
集体所有——社会主义；家庭承包——资本主义。
六、制度变革创新的案例分析
案例：中国农业经营制度的变革与创新
从资源角度看：土地是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不可替代的基本生产资料。
从制度角度看
土地制度：农业最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
中国：农民大国，土地是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大国、农业大国的核心问题，农地产权变革是事关整个“三农”的重大问题。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首先在土地制度上取得突破。迄今，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仍是农村改革和国家改革的主要方面。
毛泽东：哪一个阶级、政党及其领袖能够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就将主宰中国的命运。
注：1987-2003年没有以“三农”为主题发布“一号文件”
发展变革的基本逻辑
1978年夏，安徽大旱，这年夏收分麦子，凤阳县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全队18户，只有2户没讨过饭。队里严国昌等几个老人找到生产队长严俊昌商量：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得想想办法。办法就是不吃大锅饭！副队长严宏昌再也不想出去要饭了。
1978年秋天，严宏昌联合18户人家搞了大包干。“我豁出去了，要是我被抓起来，村上人会养活你们娘几个儿的。”他很悲壮地对自己的婆娘说。
这个冒着身家性命危险带头实行了“大包干”的人说：这是逼出来的，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这也正是邓小平反复告诫人们的话。
（一）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产生
源于“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小岗村
时间：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可以说农民是天生的“经济学家”，而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旦变为农民，则不一定能保证生存下来。
改革过程：从局部合法到全局合法化
改革并不是一步到位的，也不是有什么改革方案的，甚至这一改革还是违反中央的决定的，是农民自发的改革，并只得到党内少数人的支持。
1979年3月国家农业委员会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只允许在深山偏僻山区的独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
1979年9月《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许包产到户。
改革示范效应、绩效不容漠视 正式认可，全面改观
小岗村：1979年，粮食产量6.65万斤，为上年产量4倍 集体化23年来
第一次向国家交粮：3.25万公斤、油料1万公斤
第一次还贷：800元
第一次留储备粮：500多公斤
第一次预留公积金：150多元
农副产业收入人均400元，最低250元
双增：农产品、农民收入
双喜：国家、农民
局部合法化—全局合法化
全面肯定与推广
突破僵化体制：1982年1月1日，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联产承包制是伟大创造：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创新
1、重塑农业微观组织制度
为什么农业中家庭经营是最优的？
监督内部化：较好解决了生产率和报酬的计量问题：建立在家庭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利益关系最密切，对劳动的监督成本最小。
家庭承包制实行“交够国家的、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的分配方式对劳动和报酬的评价最简单。
2、更加个人化的土地产权（1996世行报告语）：把过去以人民公社的名义、但实际是国家直接控制农村土地的这种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最为基础的财产制度，变成了两亿农户依据社区内部的成员权平均占有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
剩余索取权：成为独立的财产主体。
有限处置权：不得买卖、改变农地用途，但可以转包、转让、互换、出租和入股等。
产权激励效应：农业劳动积极性与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解决了生产“偷懒问题”的问题，提高了农业劳动集约化水平。
（三）形成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新体制
何谓“统”？何谓“分”？何谓“双层经营”？
家庭承包经营是农业经营体制的基础，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一个经营层次，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是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
温铁军
实质：传统的小农经济＋村社制
不过，在80年代初期，出于回避意识形态制约的需要，确实不能直白地说这样的大实话。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变革的绩效：对农业增长的贡献
一个广为引用的计量研究
林毅夫：1979——1984年中国农作物产值增长中，家庭承包经营的贡献率为46.89％。
摘自《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P94
值得一读的一本书！
一个质疑
中国自80年代以来的农业产量的飚升到底是归因于袁隆平的杂交技术多一点，还是受益于家庭承包制多一点，还是两者的相互作用呢？
为什么官方与学界一直强调制度创新的重大意义而忽视了袁隆平的杂交技术给产量带来的增长呢？
可能解答：袁的技术推广有一个过程，并不是南方地区普遍开展。另外，袁只是水稻技术，可是中国的粮食还包括小麦（这是北方的主要作物）、玉米等，几乎所有的粮食作物都年年增长。这当然主要是制度的因素，而袁的技术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引发的宏观经济含义
（四）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与创新趋向
土地承包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政策效果，但同时也留下了农户经营规模细小化的后遗症。
小规模与细碎化—1986年农户户均耕地9.2亩、分散为8.4块；2011年户均耕地下降到7.1亩，分散为5.1块。
兼业化：农户“不以农为主”—1995年中国的兼业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2%，2000年增加为55%，2011年接近60%。
副业化：农户“不以农为生”—农户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由1985年的75.02%下降到2010年的29.07%。
老龄化与妇女化：农民“不以农为业”—51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占总数的32.5%。妇女占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1990年为52.4%，2000年为61.6%，2010年上升为73.4%。
如果农户家庭经营能力与经营规模，远在现代生产力水平所要求的底线之下，与之相关的农业设施与装备、科技应用、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维生收入、从农热情等等，都将日益变得难以为继。
对现行政策的反思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两个方向
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
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
问题：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如何会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
正在进行的各种试验是：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来使耕地向种田大户集中、鼓励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联接农户、订单农业、农超对接等等。
基本主张：家庭承包经营的稳定和完善
“稳定”的核心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永久的承包权、农地的资本化）
“完善”的关键是转变农业经营方式（经营的规模化、组织的农场化，农业产业化）
关键：稳定家庭承包权、流转农地经营权
更简洁地可以表述为
“家庭承包、农场经营、服务合作”
（其中，农场可以是大户家庭农场、租赁式公司农场、股份制合作农场）。
典型模式：崇州 “1+1+1”的“农业共营制”
崇州模式被总结为：“1+4”模式
进一步的总结：“1+1+1”的“农业共营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