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晚年曾经历数一生中有数人可以称为金石至交，其中倭仁就是他十分钦敬的至交之一。但世间人与人的关系又有许多不能维持长久的，除了利益、权位等重大事项不相让外，价值取向、观点之不同也会让相交如金石的友情破裂。在天津教案中，曾、倭关系经历“险情”，但旋即和好如初，这不能不说是两人在重大观点发生分歧情况下善于处理友道，将公事与私情合理处理的范例。
天津教案发生后，关于如何处理此案，朝野上下一时“群议纷纷”。据曾国藩的观察，大致有“论理者”与“论势者”两派意见：
论理者以为当趁此驱逐外国人，大张挞伐，以雪道光皇帝之耻而振作民气。论势者以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于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坚持一二年，不能坚持数十百年。
“论理”一派的主要人物有倭仁、李鸿藻等人，“论势”一派则有崇厚和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董恂等人。按理说，曾国藩也与倭仁等人一样，应属“论理者”一派。然而，不幸的是，曾国藩以直隶总督受命为办理天津教案的主持者，他之“为言势者所惑”，其实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这正是他的心理矛盾与痛苦的症结所在。据时人的观察，“当事者欲以求和了局”。曾国藩也非常明白这一点，他更明白“求和”势必得罪“清议”，然而他又不得不这样做。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崇帅欲余撤道、府、县三官以悦洋人之意，余虽知撤张守即大失民心，而不得不勉从以全大局。”“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他因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落到个身败名裂的地步，“一转眼间，钟铭世勋，圣相威严，都变为谤议纷纷，举国欲杀”，甚至有讥为“汉奸”、“卖国贼”者。
在那弱肉强食的时代，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蒙受耻辱的责任由一个人来承担，对于曾国藩来说显然是难堪的。曾国藩只是无奈地成了清廷与总理衙门的替罪羊，同样无奈地充当了时代的悲剧角色。他只好又一次“打脱牙和血吞”。
倭仁作为京师士大夫“清议”的代表，就个人而言，似乎只有他能理解和同情曾国藩的苦衷，而这种理解和同情是建立在认曾国藩为“同道”的基础之上的。倭仁虽身在京城，却一直关注着天津教案事态的发展，他与曾国藩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因而对津案的具体情况非常了解，“相国倭文端公屡接曾公手书，深知津务崖末”。倭仁自然很了解曾国藩的难处。因此，倭仁的“清议”，与其说是针对曾国藩，还不如说是直接针对总理衙门大臣。翁同和就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倭仁与总理衙门大臣之间的矛盾冲突：“（醇亲王以倭相曾致书湘乡论津事，以为阻扰大计”。“枢廷见起时又力诋艮老，意在排击清流，可畏也。”倭仁对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的心态很复杂，出于理解与同情，他必须顾惜曾国藩的声名，但又对曾国藩将天津府县张光藻、刘杰交刑部治罪的举措不以为然。在两宫皇太后召见廷臣集议津案时，曾经做过倭仁学生的醇亲王奕譞首先上奏讲出了倭仁的心思，他说：“曾某亦不得已，惟民惟邦本，民心失则天下解体”。而倭仁只是说：“张、刘两员既是好官，不宜加罪。”后来，倭仁上《叩恳矜全良吏疏》，借“矜全良吏”为名，一方面，为曾国藩求情，认为曾国藩是因 “误听人言”而为天下人误解，曾国藩已有悔过之心，应该不能再让他蒙此不白之冤：另一方面，倭仁还表达了自己关注天津教案的真实心迹。他说：“今日重罪守令以谢洋人，将来此端一开，何以立国？”
倭仁在此又一次提出“何以立国”的问题，再次表明他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前途与出路的忧虑和关怀。在倭仁看来，“夷人”是中国人的“仇敌”，历史上的汉宋故事的教训昭示着现实，对“夷人”必须采取强硬的不妥协的态度，可见其对“夷人”、洋教乃至西方文化的排拒心理。同时，他认为，天津守令是国家的“忠臣”，必须“矜全良吏”，“以存正气而培国脉”，这是立国的“百世不拔之计”，这样才能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和稳固“夷夏大防”秩序。
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颇遭物议。有人以为倭仁因此而“贻书绝交，中有‘执事媚献，朋辈之羞，即士林之耻’”。倭仁是否与曾国藩“绝交”呢？二人的关系确实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但绝非断交。
在办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秉承清廷与总理衙门的旨意，依从崇厚，将天津守令张光藻、刘杰送交刑部治罪，此举颇为朝中“清议”所非难。倭仁很熟悉曾国藩办理津案的内情，他也曾上疏抗议，然而，人们忽视了倭仁奏疏中关键的一段话：
曾国藩为我朝重臣，始参守令系误听崇厚之言，后蒙举世清议。中心自疚不可为人，屡次函商总署，深自引咎，竟不推过于人，惟乞恩免解。我皇上之待大臣有礼，岂有因其一时误听人言而忍其终身之大耻，而使天下称冤，令曾国藩不可为人，即国家亦将耻不可为国也。
倭仁此疏说出了曾国藩不得已的苦衷，这与其说是为“矜全良吏”，更不如说是为曾国藩求情。在倭仁看来，朝廷“矜全良吏”正是为曾国藩求得天下人的理解。时人论曰：“文正公之调停津事，孤诣苦心，初尚不理人口，而文端昭雪之于前，津民感戴之于后。”可见，是倭仁为曾国藩“昭雪”鸣不平，而不是与曾国藩“绝交”。事实上，他们此后也并未“绝交”。曾国藩办完津案后进京晋见时还专门拜访过倭仁。次年，倭仁去世后，曾国藩在唁函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惟念太保中堂名德硕望，讲求正学四十余年，存养省察未尝一息少懈。即历载日记，已为海内士大夫所同钦守之正轨，戒宗旨之稍偏。凡有志学道者，皆仰为山斗而奉为依归。至夫黼座论思，讲筵启沃，皆本致君尧舜之心，以成中兴缉熙之业，洵属功在社稷，泽及方来。
曾国藩在致友人私函中也称倭仁“不愧第一流人。其身后遗疏，辅翼本根，亦粹然儒者之言”。曾国藩还与老友吴廷栋谈及倭仁遗疏，“交口称之，谓倘非自撰，不能抒写其心中所欲言”，并为“昔年故交零落殆尽”而“黯然”神伤。此种暮年怀旧真情之流露，足以说明曾国藩与倭仁终生交谊至深。
 
【忠告】
能力和舞台是决定成功与否的两个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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