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汉乐府民歌对后世的影响：
1.首先就表现在它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上.这种精神象一根红线似的贯串在从建安到唐代的诗歌史上,俨然形成一条以乐府为系统的现实主义传统.它们之间的一脉相承的关系是如此明晰,以至于我们可以用线条作出如下的表述:
"缘事而发"(汉乐府民歌)—"借古题写时事"(建安曹操诸人的古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杜甫创作的新题乐府)—"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2.汉乐府民歌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新的诗歌形式的创造上.汉乐府民歌的主要形式是杂言体与五言体.杂言体在当时尚未引起文人们的注意,但自建安后,它的影响已日趋显著.例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便都是杂言,至鲍照《行路难》,尤其是李白的《蜀道难》,
《将进酒》,《战城南》等歌行更是极杂言之奇观,也莫不导源于汉乐府.五言体的影响,比之杂言更早也更大.据现有文献,可以肯定,文人拟作五言诗是从东汉初就开始了的.到汉末建
安,更出现了一个"五言腾踊"的局面,自此以后,五言一体遂取《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而代之,一直成为我国诗史上一种重要的传统形式.
3.在艺术手法上,特别是在叙事诗的写作技巧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诸如人物对话或独白的运用,人物心理描写和细节刻划,语言的朴素生动等,都成为后代一切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人的学习榜样.
（六）集评：
 1.按乐府者，乐官肄习之乐章也。盖自《钧天九奏》、葛天《八阕》，乐之来尚矣。《咸池》以降，代有作者，故六代之乐，周人兼用之；时世虽更，而玄音不废，乃知周公制礼之功，于是为大也。秦有《寿人》之乐、《五行》之舞，大率准周制而为之。汉兴，乐家有制氏，世世在太乐官，虽曰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然古乐犹有存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其后过沛，自制《风起》之诗，令童儿歌之，是为《三侯》之章。而《房中乐》则命唐山夫人造辞，传至于今。孝惠时，以夏侯宽为乐府令。迄于文景，习常肄旧，无所增改。至武帝立乐府，乃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可谓盛矣。然延年以曼声协律，司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时有河间献王(名德)奏雅乐而不用，惜哉!哀帝恶其声而罢之，良有以也。东汉明帝分乐为四品： 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用之。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用之。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用之。其说虽具，而制亦不传。魏氏所作，音靡节平，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逮及晋世，则有傅玄张华之徒，晓畅音律，故其所作，多有可观。然荀勖改杜夔之调，声节哀急，见讥阮咸，不足多也。梁陈及隋，新声日繁；唐宋以来，制作甚富。然较诸古辞，则相去远矣。(〔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2.王夫之曰：“‘青青河畔草’与‘绵绵思远道’何以相因依、相吞吐？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姜斋诗话》卷上）
3.纵横使韵，无曲不圆，即此一端，已足衿带千古。或兴或比，一远一近，谓止而流，谓流而止。神龙之兴云雾，以人情准之，徒有浩叹而已。神理略从《东山》来，而以《东山》为鹄，关弓向之，则其差千里。此以天遇，非以意中者。熟吟“入门各自媚”，一荡或侥幸得之。（〔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
    4.此诗只作闺怨解。首八句，先叙我之思彼而不得见。首句比兴兼有。以草况思，比也；即草引思，兴也。旋即撇思入梦，由梦转觉，既觉复思，八句四转，就不可见顿住，惝恍迷离，极其曲折。“枯桑”四句，顶上“各异县”来，言独居之苦，惟独居者知之，收上我之思彼，即为下彼之思我引端。却不用正说，突插“枯桑”、“海水”二喻，凭空指点，更以有耦者之入门各媚，不肯相慰以言，显出莫可告诉神理，即反挑下文彼边寄书。后八句，顶上“相为言”来，将己欲寄书慰彼之意，在彼寄书慰我中显出。然后客来遗鱼，烹鱼有书，闲闲叙入，是急脉缓受法。“长跪”两语，写出郑重警疑，竟括彼书怀己之意，阕然而止。而我思彼愈不能已之意，不缀一辞，已可想见，又是意到笔不到之妙境。一诗中能开无数法门，斯为杰构。(〔清〕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六)
（七）文体修辞知识：
顶针:上句的结尾作为下句的开头，使邻接的句子首尾蝉连的修辞法，叫做“顶针” 。作用：文句经由巧妙的刻意连接，具有回环跌宕的旋律美，和谐紧凑的结构美。如：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
比兴：青青河边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借代：遗我双鲤鱼 双鲤鱼指代书信双鲤。如李商隐《寄令狐郎中》： “ 蒿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 ”
     比喻：烹鲤鱼 烹鲤鱼比喻打开书信
（八）、比较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言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秦王朝驱使千万名役卒修筑万里长城，残酷而无节制，使无数民众被折磨至死。这段历史，曾激起后代许多诗人的愤怒和感伤。而直接摹写长城造成民间痛苦的诗篇，陈琳这一首，就现存的作品来说，要算是最早的。
    郦道元《水经注》说“余至长城，其下有泉窟，可饮马，古诗《饮马长城窟行》，信不虚也。”诗的首句着题，也可以说点出环境特征，第二句以“水寒伤马骨”，渲染边地苦寒，则难以久留的思归之心已在言外。这个开头既简捷又含蓄。下文便是蕴含之意的坦露，一位役卒终于忍无可忍地对监管修筑长城的官吏说：到了服役期满，请千万不要延误我们太原役卒的归期。从这个请求中，可以看出其归心之切，也透露了“稽留”乃往日常有之事，甚至眼前已经看到又将“稽留”的迹象，若不如此，岂敢凭空道来。所以钟惺“怨甚”（《古诗归》二字评这句话，是很能发掘这话中之话的。。官吏回答说：官府的事自有期限，举起手中的夯和着号子快干吧！一派官腔，也是话中有话。只此两句，气焰、嘴脸，如在眼前。那役卒看此情景，听此言语，也愤愤地回敬了两句：男子汉宁可刀来剑去战死疆场，怎能这样窝窝囊囊，遥遥无期地做苦役呢！以上“三层往复之辞，第一层用明点，下二层皆用暗递，为久筑难归立案，文势一顿”（张荫嘉《古诗赏析》）。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如此“官作”，何时竣工？再加上如此官吏，更是归期无望。也正因这样，才造成“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古时凡妇人独居者，皆可称“寡妇”。两个“多”字，强调地概括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境遇。这四句诗，不脱不粘，似是剧中的“旁白”，巧妙地将希望转至绝望，由个别推向一般，由“健少”而连及“内舍”，从而大大地开拓了作品反映的生活面。这对于了解人物的思想活动，乃其所产生的现实基础，对于勾连上下内容，都是很重要的。
   “作书与内舍”，便是上述思想的延伸。“便嫁”三句，是那位役卒的寄书之辞。首先劝其“嫁”，而后交代她好好侍奉新的公婆，这无疑是希望她能得到新的融洽的家庭生活，最后还恳求她能常常念起往日丈夫（即役卒自己）。第一句，明确果断；二三两句，又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其善良的心地，与难忘的情爱。这矛盾的语言藏着归期无日、必死边地的绝望。藏而不露，亦是为了体贴对方。“书”中三句，第一句为主，后两句则是以此为前提而生发出来的。所以妻子”报书往边地“，便抓住主旨，直指丈夫出言粗俗无理，“今”字暗示往日不曾如此。语嗔情坚，其心自见，一语道尽，余皆无须赘言。“身在”六句，上役卒再次寄书，就自己的“出语”，与妻子的指责，作进一步解释。头两句说自己身在祸难之中，为什么还要留住别人家的子女（指其妻）受苦呢？接着四句是化用秦时民歌――“生男慎勿举（养育），生女哺（喂食）用脯（干肉）。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其用意是以群体的命运，暗示自己的“祸难”，自己的结局。因此，前言虽“鄙”，亦出无奈，其情之苦，其心之善，郭不可察，何况其妻呢！妻子也确实理解了，感动了，这从再次报书中可以看出。她说：我自从与你成婚，随后你就服役边地，这种日子当然令人失望怨恨，但是，情愿相连，两地一心，这始终不变的。如今明知你在边地受苦，我又岂能久于人间！虽己以死相许，但对丈夫的结局终不忍直言，只以“苦”字代之，既回肠九曲，又言辞得体。
   本诗采取了点面结合、以点为主的手法，诗中既有广阔的图景，更有具体细腻的描绘，两者相互引发，概括而深刻地反映了“筑怨兴徭九千里”，所酿成的社会的和家庭的悲剧，显示了作者驾御题材的能力。诗中人物的思想活动，均以对话的手法逐步展开，而对话的形式又巧于变化，这一点是深得前人称赞的。谭元春说：“问答时藏时露，渡关不觉为妙”（《古诗归》）。沈德潜说：“无问答之痕，而神理井然”（《古诗源》）。不仅如此，语言也很有特色，役卒对差吏的刚毅、愤慨之词，和对妻子那种恩爱难断、又不得不断的寄语，都表现了感情的复杂性，和性格的丰富性；妻子那一番委婉缠绵而又斩钉截铁的话语，则写出了她纯洁坚贞的深情；就是那差吏不多的两句话，也活画出其可憎的面目。如此“奇作”的出现，除了作者的才华与技巧之外，似乎还应该指出，它与诗人对当时连年战乱、“人民死丧略尽”的现实的了解，对人民命运的同情与关注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本诗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可忽略的。 （赵其钧）